特约撰稿 | 连清川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些都成为了现实，应该是整个互联网时代中，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除了买衣服、日常生活用品和一些稀奇玩意儿，创造出最多新模式和名词的时期。长尾理论、共享经济、众包、团购……而这些，连火锅、烧烤、麻辣烫也能直接送到手上了。对于那些在一二线城市工作的打工人来说，在其后的互联网飞速发展中，快节奏的生活让他们不得不用点外卖节时间。在巨的市场需求下，一一落地。
有的模式，外卖军逐渐壮。现在的外卖行业基本被饿了么和美团“承包”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街上随处可见穿着蓝色和黄色褂的外卖小哥，成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他们的年龄多在25到35岁之间，例如共享单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了工厂的枯燥工作，共享办公；有的模式，成为送外卖的一员，改换门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悄悄地变成了互联网的基础配置，例如团购；而有的创新，饱受争议，却渐渐成为了互联网的主流结构，例如：外卖、网约车。
2004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了《世界是平的》一书。在书里，他虽然并没有提出一种理论，但是他敏锐地感觉到，原本公司的层级化结构，似乎已经整体地受到了互联网的挑战。
并不是层级化管理体制的效率降低了：而是，不少职员已经不在公司里，或者，他们并不单纯是一家公司的固定员工。
他们，其实成了类似于自由职业者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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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的例子特别有意思。他说，在传统时代里，家庭妇女往往无所事事，会和社会异常脱节，所以造成了许多家庭妇女自己和婚姻的悲剧。
但是今天，有许多美庭妇女摆脱了这样的困境：既是家庭妇女，又是职业女性。
如何做到？比如，她是一个临时性的机票预订者。在忙家务的时候，她可以关掉她的手机；但是她空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帮助航空公司，处理各种机票预订信息。
这是众包。
当然，这种情形今天我们早就已经不陌生了。
美团、饿了么外卖平台上的骑手，滴滴、曹操上的司机、顺丰闪送上的快递，拼多多、淘宝上的商家，抖音、快手上的网红、同城、猪八戒上的设计师写手……
严格来讲，他们与平台并不是直接雇佣关系，而是依托于多个平台接单，找到自己的工作机会。
他们逐平台而生，很多人同时登记了多个平台，就是为了保证获得更多接单的机会，这样也可以实现效益最化。
▲快递员（图/图虫创意）
对于这分人群，官方有一个更加严肃的名称：灵活就业人员。
这个群体有多？人社7月份的统计数据是2亿。而2021年的人口统计，15-59岁的人口，是8.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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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极少数的人惯被束缚，尤其到了今天有了更多就业选择的时候。
在传统时代中，多数人不得不被迫依附于某一个机构的原因，是因为本身社会就业机会就较为稀少，而转换工作的成本却奇高无比。
而今天，互联网已经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如果你对于某一种职业有专长或者爱好，那么在同一个领域中，你可以在几个类似的平台中切换，甚至可以同时把几个平台都登记上；若是你没有发现对胃口的工作，而只是在寻找的过程中，你甚至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中穿梭，去寻找自己的机会。
这样的就业方式所呈现的一种结果就是：颠覆了传统劳动雇佣关系，而进入了平台-合作模式之中。
这当然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解脱。
▲网约车司机（图/图虫创意）
很多互联网公司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公司要壮成长，就必须多雇佣员工，但是许多就业者实际上并不愿意单纯依赖于一家公司。
尤其是对于互联网新业态从业人员，如网约车司机、外卖人员、快递人员，仅仅与一家公司形成固定劳务关系，就意味着失去更多赚钱机会。
关键还在于，对于雇员而言，找到一个工作能否符合自己的兴趣与追求且不待说，待在一个固定的公司机构里，有着许多难以言语表达的风险与挑战：与管理者是否合拍？与公司同事是否融洽？公司能否准时足额发放工资？管理风格与文化是否合适自己？会不会过多加班或者出差？
有时候，如果双方都没有太多选择，就只能勉强“在一起”。
一家公司的职员为何如此看重社保和五险一金？因为那是保障。为什么要签劳动合同？因为那是保护。出现了工伤怎么办？孕期谁给保障性工资？养老没有保障，人们能够心安理得吗？
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之前，在只有两种界定劳动关系的方法：要么你是公司的雇员，签劳动合同，享有法定劳动保障；要么，成为灵活就业者，可相对自由地支配工作，但是出了意外，只能自己承担（如按照灵活就业人员标准缴纳社保和享有相应劳动保障）。
这就是劳动关系的二分法：是职员，或者民事关系的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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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的存在，使任何一家公司都不敢放松对自我的提升。
例如在外卖行业，一个投诉的出现，如果处理稍不谨慎，就会导致商誉与用户的流失。所以，平台企业不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合规化是所有平台公司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在每一家平台企业头上。
▲街头的外卖员（图/图虫创意）
这也不仅仅是自己的问题。
在美国，法官支持了认定优步司机为优步雇员的事实，要求优步付出与员工等同的劳动报酬；而在西班牙，配送平台Deliveroo被判履行全雇佣责任，它干脆宣布退出西班牙市场，2500名雇员无处可去。
互联网经济虽是创新，但也并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非是应对市场需求而产生的技术化产品。事实上，任何一种企业行为，其需要的，恰恰是对市场的规范性。
调整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的关系，形成彼此之间合适的权利与义务，确保平台对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保障，促进灵活就有人员适应和遵循的平台模式，遏制同类平台间非理性、无休止的厮杀，这些原本就是规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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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7月份，人社、发改委、交通运输等八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的文件，这其实就是从劳动保障的两分法过渡到三分法。
所谓三分法，也就是从原本的要么雇佣、要么合作的关系之间，加入了一层关系，即“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关系。其解决方法在于，“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有关门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文件（图/网络）
这是依据《劳动法》采取的一个重措施，是应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新就业形态的针对性政策。
在动辄使用数十万、上百万劳动者的平台型企业，劳动关系是否合规向来是一个重要问题。
▲穿行在街道上的外卖员（图/视觉）
统计数字显示，到2020年10月，美团有470万名骑手；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滴滴出行的年度活跃司机数量为1500万。
如果把这些骑手、司机都算企业员工的话，那么所有人员成本都会由企业负责，即便以美团、滴滴的营收规模，怕也支持不了多长时间。
但是，以文件所指的这种相对灵活的处理方式，平台给予骑手必要保障，包括意外、伤害等基本保障，而社保、养老等社会保障，由与个体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分摊，或可逐步解决问题。
自然，这个文件，尚未有明确的落实方案出来。或许其后对于平台的具体签约方式与权利义务，都会有明确意见。
但这显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原先由于法规存在模糊地带而产生的合规化问题，就此可以获得合理化解决方案，这有助于平台和劳动者确立更加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
至于平台之间比拼系统的紧密性、无限骑手潜能等恶性竞争，也会在这一意见出台和落实之后，得以矫正。
这一变化自然是对已经影响社会就业与民生的一个互联网现象的回应。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对于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型公司的一个前瞻性安排。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迭代，新就业形态在不断浮现出来。十年之前，无人知道外卖会如此兴盛；五年之前，无人知道短视频会如此流行。
平台型企业的优势，恰恰在于因势利导，不断创造性地出新的商业模式，从而不断吸引新的用户和劳动者加入，就可使整个市场繁荣起来。
从这个角度上说，新的劳动关系定义在对平台松绑的时候，已经迎来了全面爆发的春天。
年轻人的想象力总是无限的。会有怎样的新职业出现呢？
反正，跟着去看就行了。“自由”，本来就应用于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