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客户端8月18日电 (薛宇飞 实生赵思涵)近日，数字时代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与我们以往所认知和熟悉的世界完全不同。因此，由清华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人工智能与治理”研讨会在线上举行。北京化工学文法学院副教授赵娟认为未来人工智能研究应注意处理好四对关系。
赵娟称，要对未来可能出现以及现在已经盛行的量的误解、误会和扭曲有充分的估计。他指出，研究人工智能首先要处理好“技术-”关系。“从各个人工智能治理实践过程或文献梳理中，专家的发言中很少有笼而统之的、整体主义的讨论，我们能发现一些需求和技术供给相匹配的证据。比如哈佛学一位教授曾经提出，一般都采用功能主义和分解主义的方式，可以通过软件等技术方式堵住有可能造成的隐私漏洞，讨论算法的前设、数据来源、算法本体、算法应用以及溢出效应等等，或者人脸识别技术滥用所造成的侵权行为。”
其次，这是一种客观、理性和科学的态度。研讨会上的讨论将的理论性思考与治理的时代性问题结合起来，赵娟认为，共同关注怎么样才能走出困境的问题，“法律-”关系是人工智能应予以重视的第二对关系。人机关系可理解为以机器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这是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之处。他认为，在讨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时候，本次会议凸显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研究需求，要注意当前各个如何从法律上去规制利用机器来作恶的“人”的行为。这些行为应在法律和人工智能规制的关系框架下去考虑。
再次，他建议家在研究中做到“有为有守”。“有守”是指对某些原则和问题的坚守，赵娟表示，人工智能应处理的第三对关系是“法律-技术”关系。她在对政策进行收集时发现，各个出台的有关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法律法规较为稀缺，而更多的是、社会组织、企业团体、学术机构等主体所提出的原则性、倡议性、指南性文件。在未来的实践和研究中，如何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制度规范性高度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约束或激励，需要进一步梳理分析。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在今年年初发布的《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人工智能安全风险防范指引》中，将人工智能涉及的主体分为类，其中研究者和设计制造者涉及到技术层面。研究者主要进行底层的技术创新，设计制造者提供技术功能、系统、产品和服务。对上述不同类型的技术主体应在何种程度上采取何种规制方式，要在未来的法律法规设计中予以审慎考虑。
最后，赵娟表示，人工智能应考虑的最后一对关系就是本身的关系。不同、不同地区、甚至不同主体可能对同一个价值的认知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我们所提出来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上的可接受性，也是构建整个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关键。(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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